新民晚报讯 （记者 齐旭）22日，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19）》在上海发布。蓝皮书回顾并评述了德国2018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状况及变化，着重关注了大变局时代给德国内政外交带来的挑战。

　　图说：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19）》发布。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供图

　　欲捍卫多边主义 “疏美挺欧”却收效有限

　　蓝皮书指出，鉴于美国日益从其国际责任中后撤，德国越发觉得有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义务。德国默克尔总理在2019年新年致辞中提到的一个中心内容是德国日益增长的责任。与此同时，面对特朗普所推行的孤立主义做法，这些做法甚至损及德国及欧洲的核心利益，德国选择“疏美挺欧”加以应对。

　　然而，德法两国在欧盟面临诸多危机和内部离心力上升背景下虽然增强双边合作的意愿，但德法在欧盟日常政治中的互动，更多地暴露了德法以及德国与欧盟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分歧，给德国的“挺欧”添堵。

　　绿党获最好成绩 执政党支持率持续下滑

　　蓝皮书指出，2018年德国政党格局发展的总体特点是，两大全民党——联盟党和社民党的地位不断遭到削弱。这主要体现在秋季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上，基社盟、基民盟和社民党选票流失创下纪录，绿党则获得了迄今为止最好成绩，并且在联盟政治中越来越发挥中心角色。德国另类选择党成功进入所有州的州议会，以此巩固了其政治地位。

　　面对糟糕的州议会选举结果，默克尔总理宣布放弃竞选基民盟党主席，但留任联邦总理至任期结束。萨尔州前州长克兰普-卡伦鲍尔在12月召开的基民盟党代会上以微弱优势当选基民盟新任党主席，由此德国逐步步入后默克尔时期。

　　经济增长率回落 但就业改善且工资上涨

　　蓝皮书指出，2018年德国经济虽然保持了连续9年的增长，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由上年的2.2%回落到1.4%，增长率回升的态势出现了拐点。而经济增长率回落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但德国从业人数保持了连续上升的势头。目前，德国的失业人数和失业率两项指标均为东西德统一以来最低。得益于就业状况的进一步改善，2018年德国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较上年上升1.1%，德国平均工资明显上升。

　　2019年德国经济表现将主要取决于国内数字化进程能否有效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对外能否尽量减少因对美贸易冲突而产生的负面冲击。预计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不低于1.3%。

　　中德合作有空间 绿色技术产业是亮点

　　蓝皮书指出，德国绿色技术产业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都呈现积极发展趋势。在国际上德国绿色企业受欢迎程度较高，在国内绿色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率呈不断上升趋势，重要性也逐步增强，成为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助推器。鉴于全球发展形势和自身存在的不足，德国绿色技术产业正加速转型，包括“数字化转型”和传统企业的“绿化”。

　　面对中国工业竞争力增强所带来的挑战，德国绿色技术产业的企业在一些技术领域保持一定自信和乐观态度，并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来实现推动双方绿色技术产业的目标。在垃圾处理、智能交通系统、交通流测量技术、新能源汽车、IT服务、城市规划咨询等领域，中德绿色技术产业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人工智能已落后 发布战略应对挑战

　　蓝皮书指出，德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起步较早但后继乏力，已经落后于美亚诸国。对人才和投资的吸引力不足，知识转化不畅，立法滞后、隐私与数据保护过严也影响到人工智能的数据获取。

　　2018年德国新政府成立后，着手制定并于11月最终发布了《人工智能战略》，以期保持德国的国际竞争力、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挑战，列举了德国发展人工智能战略的三大目标。但其中具体措施不多，可执行性不强，能否真正为德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推动，尚不得而知。

　　为应对难民危机 出台收紧的难民政策

　　蓝皮书指出，难民危机对整个欧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国作为接收难民最多的欧盟成员国，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各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018年德国在处理难民问题上的对策有：全面收紧难民政策，设置难民接收人数上限；努力促成与欧盟成员国签署“二次移动”难民遣返双边协议，以减少在德难民人数；打开合法移民路径，吸引专业技术移民。然而，要彻底解决难民危机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欧盟与德国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跳出“岗位替代” 提出“塑造未来劳动”

　　蓝皮书指出，在数字化导致的职业替代问题上，德国主要研究机构的观点开始从负面、悲观转变为中性至谨慎乐观，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动上。在有关数字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方面，岗位替代风险是最初始的线索，始终是学界和舆论最核心的关注之一。

　　对中国欲迎还拒 在中美间小心寻平衡

　　蓝皮书指出，德国目前正在对“以商促变”的传统对华政策进行反思，认为应该采取新的对华政策来适应当今“大国竞争”的新时代。以往德国从以经贸合作为核心的对华务实外交中获益巨大，“惯性的力量”使得德国对华政策调整显得“艰难”和“迟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经济合作与经济竞争之间的摇摆

　　在经济层面，德国既需要与中国深入开展经贸合作以分享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同时又担心中国经济走向世界会给德国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面对中德两国之间经济关系中竞争性的提高，德国表现出了相当大的不适应。为此，德国政府通过了对《对外经济法》实施条例的修订，加大了对外国企业投资审查的力度。而德国联邦网络局（Bundesnetzagentur）于2019年3月7日发布了适用于所有公司的新的安全指南草案，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华为进入德国电信的门槛。对于华为参与德国5G 网络建设，德国一方面离不开华为的技术，另一方面又表现出谨慎的态度，新的安全指南草案是德国基于各种压力与权衡的中和方案。

　　（二）“德国优先”与“欧洲优先”之间的徘徊

　　在外交层面，应该坚持以本国经济利益为基准，还是将维护欧盟团结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德国仍然在两者间寻找新的均衡点。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德国的利益已经逐渐熔铸于欧盟之中，定义纯粹的“德国利益”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德国利益”与“欧洲利益”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大，这迫使德国外交不能简单地以德国利益为基准点，很多时候甚至需要牺牲相当程度的德国利益以维护欧盟的整体团结和凝聚力。

　　（三）在中美之间的小心平衡

　　在国际层面，德国一方面对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感到失望，对多边主义国际体系的未来充满担忧，但另一方面又对与中国合作来维护当前国际秩序表现出迟疑。这三个方面的权衡，推动着德国对华政策的新一轮调整。如何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是德国外交面临的重大而又艰难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