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6日，由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6）》发布会在京举行。

　　本报告以 “丝路城市”为2016年度主题，蓝皮书讨论“丝路城市”，是对历史意义上的丝路沿线驿站、口岸、城市的集成和超越。继承的是城市在多元文化交流，经济往来互通，科技和思想传播意义上的门户枢纽功能和开放包容的精神风尚；超越的，主要是空间范围和交流深度方面。传统陆上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路所涉及的还主要是欧亚大陆及部分东南亚和北非地区，并以商品流通（丝绸、香料）为主。今天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在范围上，直接的参与国就延展到了欧亚北美大洋等洲；在深度上，原材料、制成品、资金、服务、信息、人员、文化、适用技术，乃至发展经验与治理理念都是交流讨论的事项。

　　从地缘视角上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发展必然带动一批沿线城市作为联系枢纽、控制节点而加速发展崛起。值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层次内涵在于关注沿线区域和城市的互联互通与产能合作，这就使得“丝路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之一在于城市间网络体系的建构，从而使这一城市群体必须共同塑造网络属性和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另外，“丝路城市”之间的发展程度也有较大差异，同时各地区的城市普遍面临大城市病、“伪城市化”、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等问题。因此，“丝路城市”间通过网络互动合作解决城市与区域的发展问题，树立城市发展的新模式，便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丝路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区域性差异，也使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城市群体的当前状况及未来发展潜力。本报告提出的“国际城市2.0”概念，在于关注国际城市发展内涵和外延的双重提升，其关键之处在于对传统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理论的修正与反思。本年度的报告对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等“一带一路”区域“丝路城市”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从而发现发展中区域和新兴市场区域城市的经验和规律，以期寻找与西方城市主导的世界城市网络不同的城市互动模式，并对广大“南方”区域的城市发展思路有所助益。

　　“一带一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将通过丝路城市建设在未来数十年逐渐释放

　　蓝皮书认为，当代意义上的“丝路城市”（Silk Road Cities）主要指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范围内，在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对外经济交往等方面占有重要战略地位和具有影响力的枢纽性城市。这些城市大部分是所在国家的要素流动节点和增长极，对所在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对“丝路城市”的认识，不仅应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角度出发，更应从这一群体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出发。传统全球化理论的出发点是基于西方（传统认知的“北方”世界）中心史观。长期以来，国际城市的发展面向的基础在于同“北方”世界的全面衔接。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其蕴含的新地缘经济发展方向主要关注对“南方”世界的全面辐射，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而从城市化的发展程度上看，欧亚大陆腹地的“南方”区域的城市网络尚不完善，其全球化的融入程度仍然有限，需要大力开辟新的发展空间。连接亚非欧及大洋的“一带一路”倡议恰恰是要使这块新的地缘战略拓展空间可以联通，其影响力将在未来数十年间逐渐释放。

　　参与“丝路城市”建设将成为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在城市层面落地生根的主要抓手

　　1. 中国城市是“丝路城市”的核心力量和发展模式引领者

　　从数量和经济规模上看，中国城市无疑是“丝路城市”群体中的领头羊。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快速稳定发展，为“丝路城市”的整体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同时，中国城市对于可持续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的关注和实践，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城市的崛起提供了城市发展模式的样板和借鉴。

　　2. 中国城市能够为“丝路城市”发展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中国城市，特别是沿海区域城市的发展当前已经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并形成了发展中地区快速城市化的模式。在这一背景下，地方政府、企业、银行、学界全面参与“丝路城市”的建设、复兴、发展，将成为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在城市层面落地生根的一个主要抓手。而这一参与将可以是全方位的，是中国资金、技术、管理乃至关于后发地区城市化和城市转型发展理论的“一揽子”综合参与。

　　3. 中国城市能够提升“丝路城市”的世界城市网络地位

　　经历了三十年的开放发展，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融入经济全球化之后，中国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城市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网络的重要节点以及全球要素的配置区域。“丝路城市”通过与中国城市的互动，能够充分发挥后者的全球要素配置节点功能以及门户枢纽作用，与发达国家群体建立起多层地的互动体系。而中国城市也应以“丝路城市”等新兴城市群体为要素互动节点，推动形成全球范围内更为完整的城市互动网络。

　　4.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够为“丝路城市”提供“绿色发展”样板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丝路城市”面对的普遍问题。中国城市在经历了快速发展期之后，已普遍意识到低碳、绿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性。中国城市对于“绿色城市”“低碳城市”理念的追求与实践，以及在技术、资金、人才、基础设施、制度建设、治理手段方面的探索和推进，有助于为“丝路城市”，乃至“一带一路”区域的多层次主体提供科学发展方式的样板。同时，这种新兴城市的“绿色发展”道路，也为全球范围的气候和环境治理提供动力，且具有全球意义。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需求成为“丝路城市”战略合作的关键领域

　　工业化滞后带来的过度城市化，形成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巨大需求，是“丝路城市”广泛合作的关键领域。南亚地区的城市对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有着巨大需求，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成为“丝路城市”战略合作的关键领域。尽管南亚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相对亚洲和世界来说均处于较低水平，但事实上与南亚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相比较而言，仍出现了脱节的情况，出现了与中国的半城市化相比更为严重的问题，即过度城市化。

　　印度最为明显，2014年该国高达17%的城市人口居住在4个人口规模在1000万以上的超级大城市中，即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和班加罗尔。印度在城市数量增加、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时候，却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不够重视，仍有16％的城市人口没有自来水饮用，有54％的城市居民生活中没有排污系统。同时，住房缺口十分巨大。因此过度城市化问题的出现，导致整个南亚地区的城市发展出现就业、医疗卫生、教育、交通、住房和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建设方面的全方位压力，其核心表现就是资源缺乏、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房困难和失业人口增多，从而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成为影响地区发展的核心问题。自然，这些城市发展问题同时也成为“丝路城市”建设推进进程中的巨大合作需求。

　　中亚地区城市普遍面临城市基础设施老化，且资金缺口庞大的问题：既有基础设施（包括：煤气、水、电和下水道）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同时也缺少资金来维修和新建。吉尔吉斯斯坦中央政府自1994年开始停止对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的维护进行补贴，这导致了这些设施更加迅速地老化。多达70％的城市基础设施要么磨损，要么已经超过使用年限。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在各大城市（奥什、贾拉拉巴德、卡拉科尔）普遍存在，比如，供水管道的漏水率达到70%，而且经常断水。塔吉克斯坦75%的基础设施已经磨损，城市中50%的供水系统和泵站已无法使用。在乌兹别克斯坦，供水、污水和供热管网的磨损率分别为39%、20%和19%。超过50%的地下燃气管道超出了标准使用年限。据估计，供热、饮用水和电力供应中的损耗分别达到60%、40%和25%。中亚地区城市的社会基础设施同样不完善，比如学前教育机构短缺，医疗保险覆盖率非常低。迅速改善主要中亚节点城市的基础设施状况，事关其作为欧亚陆上枢纽功能的发挥，同时这也是中国既有产能与建设经验的集中领域，应予以优先关注。

　　国际对口支援应重视中亚处于战略要道的中小城市

　　中亚国家的城市化特点是人口和经济要素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导致这些国家在空间上发展不平衡。中小城市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缺乏有效的政策、计划和发展资金，并对核心企业有依赖性，且存在破旧的生产、运输基础设施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由于区域中心到其周边城镇距离较远，这加剧了破旧的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影响。低生活水平和高失业率导致了小城镇在经济的各个领域都缺少熟练工人和专业人员。这严重抑制了数量众多的中小城市正常发挥作为地方和区域中心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对此，各国也推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比如吉尔吉斯斯坦政府2001年12月批准了“小城镇和城市聚居点发展框架”，以应对小城镇日益严重的失业、生活水平低和人口流失问题。但总体上，目前中亚各国尚无力凭一己之力全面扶持中小城市的发展。那些坐拥战略资源、处于战略要道的中小城市，完全可以作为中国城市开展国际对口支援、定向协助开发的对象。

　　当前国际城市创新升级能力难度较大，经济文化水平分化明显

　　在2014年由蓝皮书题组研究提出的国际城市2.0评价指标体系上, 本年度蓝皮书从综合升级能力等7个维度对所观察的40个城市进行分析。蓝皮书指出，综合升级能力、社会升级能力、生态升级能力、治理升级能力和空间升级能力均呈现向好的态势，升级能力得分较高的城市相对较多，而涉及创新的两个方面的升级能力评价，包括经济升级能力和文化升级能力，则得分较低，表明当前国际城市的创新升级能力难度较大，亟须政府层面重视经济升级能力和文化升级能力的提升。

　　综合升级能力方面，西方城市在整体上仍占据优势，与2015年排名基本相似，前10位中除东京和新加坡外，基本上都是欧美城市。亚洲城市多数得分处于中间位置，如处于第Ⅲ、Ⅳ集团。金砖国家城市在转型升级方面出现显著分流，上海、北京进入第Ⅲ集团，圣保罗、莫斯科、孟买、约翰内斯堡都处于最后的第Ⅴ集团。在贯穿欧亚和非洲的“丝路城市”中，亚洲区域的城市相对较少，除新加坡和香港排名靠前之外，北京和上海的排名居中，其他有排名的仅吉隆坡和孟买，但排名靠后。

　　经济指标设计基于的理论设想是国际城市功能正逐步由资本控制和流量节点向资本和创新双重功能的转化，然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全球资本流量的下降使得创新尤其科技创新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日渐增大，由此国际城市2.0的发展动力应是资本流量和科技创新的有效融合。按照这种思路，这里的二级指标应该有3个，为金融市场指数、经济指数、智力资本和创新指数。金融市场指标主要用来测度资本流量，包括4个子要素，分别是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银行市场和保险市场，反映规模、稳定性和成熟度；经济指数是对市场规模、市场吸引力、经济活力、人力资本、商业环境、规章和风险进行评估；智力资本和创新指数是通过研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测算。

　　经济升级能力方面：传统意义上的伦敦、纽约和东京三大全球城市经济升级能力最强，得分要大大高于其他城市。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升级能力得分都不及排名第一位伦敦的一半，甚至排名前10位中的得分存在低于60分的情况，如苏黎世和法兰克福。东亚城市排名靠前的有香港、新加坡、上海、北京和首尔。其他亚洲地区的“丝路城市”如台北、吉隆坡和孟买的得分仍然不高。最后一名的孟买得分为8.44分，其得分约相当于纽约的1/10。

　　文化指标依据的理念是文化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文化也不再仅仅为经济服务，而是基于文化本身真正的尊重。那么文化本身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指标设计者给出3个二级指标，创作环境、美术馆和博物馆的数量、旅游目的地。文化作品的创作环境表现的是创作氛围，数据来源于对具体目标城市工作居住人员以及曾在多个目标城市工作居住过人员的问卷；美术馆、博物馆的数量是在主流旅游书中介绍的美术馆、博物馆数；旅游目的地指在该城市停留至少一个晚上以上的国际旅客数量。

　　文化升级能力方面：在40个观察城市中，文化升级能力呈现明显的金字塔形，特别是领先城市与落后城市间分化明显。根据划分规则，第Ⅰ集团有两个城市，第Ⅱ集团只有一个城市，而第Ⅲ集团没有城市，第Ⅳ集团也仅有三个城市，其他34个城市得分十分集中，都处于第Ⅴ集团。虽然新加坡、东京、首尔和北京的得分不是太高，但均进入了前十位。

　　低廉的基本公共服务使北京公平指数和生活成本指数位列国际大都市之首

　　蓝皮书社会指标的设计主要依据包容性程度。包容性发展已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这种价值落实到城市方面需要量化测度，这里选取了3个二级指标，如公平指数，生活成本指数，城市准入门槛指数。公平指数涉及经济发展的利益的系统性分配，通过法律框架确保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护穷人弱势群体的权利；生活成本指数意在通过城市的市民体验，判断一个城市的生活质量；而城市准入门槛指数反映了城市的世界结网程度，以及其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吸引力。

　　社会升级能力方面：前10位都被亚洲城市和欧洲城市所占据，特别是中国的北京、上海分别居第1位和第2位。北京和上海的得分相对较高，与基尼系数低（取决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以及北京、上海提供低廉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交通、食物）有关，北京的公平指数和生活成本指数均为40个城市中的最大值。而东京、新加坡、伦敦和巴黎则都为发达国家的顶级城市。北美城市表现较差，排名最高的仅为第21位（温哥华），与除中国以外的其他金砖国家城市一起处于排名末端。总体而言，处于欧洲和亚洲的“丝路城市”其社会升级能力总体较好，位于非洲的“丝路城市”表现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