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日，由西北大学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叙利亚蓝皮书：叙利亚发展报告（2018）》发布会在京举行。

　　1、解决叙利亚问题重心将从军事较量转向政治和谈

　　自2011年至2017年，持续7年多的内战使叙利亚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以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为首的复兴党政权与反对派以及宗教极端组织展开激烈争夺，政权面临严峻挑战。叙利亚成为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的重灾区。回顾历史，现代叙利亚政治发展道路的演变，长期以来存在着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叙利亚是一个政党繁多，派系复杂的国家，政局长期不稳，政权多次更迭。从1946年独立到1970年阿萨德执政的24年中，发生了大小21次政变。”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上台后，重构叙利亚政治体制，逐步确立了具有家长制色彩的一党制总统威权主义政体，牢牢控制着党政军的全部权力，将叙利亚从一个动荡不安的弱小国家改造为政治相对稳定的地区强国。其子巴沙尔依靠老阿萨德的精心安排，实现政权过渡，但执政十年后在所谓“阿拉伯之春”中遭遇政权危机，内乱至今未能平息。叙利亚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矛盾重重，从深层次看，当前叙利亚危机可以说正是重重矛盾的总爆发。2017年，经过7年多的战争，叙利亚战场态势趋于稳定，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重心将从战场上的军事较量转向政治和谈。

　　2、叙利亚和平初现，国内呈现三足鼎立局势

　　2017年，叙利亚国内各派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政府军占据优势地位，反对派被削弱，库尔德人地位提高，“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实体不复存在。叙国内呈现政府、反对派和库尔德人三足鼎立的政治局面。虽然“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溃败，主要据点被消灭殆尽，但叙利亚反恐形势不容乐观；大国在叙利亚的政治博弈呈现俄美两极化和重新分化组合的态势；叙利亚政治和谈多路推进，和平曙光初现，但道路艰辛。

　　2017年，叙利亚国内存在三股主要力量：叙利亚政府军、反对派武装以及以恐怖组织“征服阵线”为主的极端组织、库尔德人的“人民保卫军”（YPG)。2015年，俄罗斯出兵叙利亚之前，叙政府在反对派武装和“伊斯兰国”的打击下，处境岌岌可危。俄罗斯出兵扭转了叙政府军战场上的颓势。2016年以来，叙政府军在俄罗斯的帮助下从反对派和“伊斯兰国”手中收复大片失地，重新占据军事优势。反对派武装尽管遭到政府军的沉重打击，但是在西方国家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援助下，反对派仍在叙利亚占据一席之地。库尔德人主要控制叙东北部地区。至此，叙利亚国内局势呈现叙政府、反对派和库尔德人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

　　3、叙利亚经济复苏，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6.68%

　　叙利亚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国民经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国营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家统一调拨分配生产、生活资料，对国民实行高补贴。2011年内战前，叙利亚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农业、矿产和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对外贸易主要依赖农矿产品出口，工业品出口主要有石油、天然气和磷酸盐等。自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执政以来，特别是2005年巴沙尔提出建立“社会的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即在保持一定程度的国有经济部门的同时，扩大私营经济的比重，放松对外资和金融业的管制，叙利亚经济逐步向社会市场经济转轨。叙利亚经济在国营与私有、计划与市场两难中长期徘徊，国营企业改革步履维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腐败与贫富差距日益加大。

　　2011年内战爆发后，叙利亚消费锐减、税收大跌、高通胀和高失业率并行、军费不断攀升、财政赤字逐年扩大，经济整体上迅速陷入全面困境。特别是制造业、石油工业和农业等严重衰退，基础设施几乎被摧毁，国内生产总值连年下降。2011~2013年叙利亚经济总量分别连续下降了6%、20%和15%。2012年失业率为14.9%，2013年增至60%。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1~2016年内战中叙利亚经济损失高达226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从2010年的近600亿美元骤降至2017年的约240亿美元，跌幅达60%。如果以4.5%的年增长率计算，叙利亚经济20年后才能恢复到内战前的水平。但与2016年叙国内生产总值209.74亿美元相比，2017年增长了16.68%，国内生产总值达244.72亿美元，2017年叙利亚经济呈现复苏迹象。

　　4、库尔德问题成为影响叙利亚问题的关键因素

　　叙利亚具有多元化的民族和教派构成。截至2018年8月，叙利亚总人口约1980万，其中80%以上为阿拉伯人，其余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土库曼人等。从宗教上看，85%的叙利亚人为穆斯林，14%为基督徒。在穆斯林中，逊尼派约占80%，什叶派（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伊斯玛仪派等）约占20%。

　　2011年以来，叙利亚政局动荡，并演变为高烈度的内战。2014年以来，“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大肆扩张，极大地威胁了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安全。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也与“伊斯兰国”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战争。2017年末，“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势力基本瓦解。特别是，2018年初，随着土耳其直接出兵叙利亚，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争夺阿夫林，使叙利亚国内的局势愈加紧张。另外，“伊斯兰国”败亡后，叙利亚也开启了政治重建进程。库尔德人与复兴党政权在未来叙利亚政治重建问题上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可以说，库尔德人已成为影响叙利亚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

　　如今，叙利亚库尔德人已实现自治，但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前景还取决于叙利亚各派力量的博弈。从民族国家的视角看，叙利亚为有核心的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但是，叙利亚主体民族、教派与政治权力的分配存在错位的现象。即少数派阿拉维派掌控国家政权，多数派阿拉伯逊尼派以及库尔德人则处于从属地位。这是复兴党政权的内在症结。长达8年的叙利亚内战打破了复兴党的权力架构，为库尔德人改善地位甚至获得自治权提供了机遇。在叙利亚内战中，库尔德人成为反对派和复兴党政权拉拢和争取的对象，并获得美国的支持。叙利亚库尔德人也成为当前叙利亚内战的三大力量之一。鉴于此，类似于伊拉克战争之后的库尔德人，叙利亚库尔德人在未来的叙利亚重建中有望获得民族地位。但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自治仍然存在严重挑战。一是叙利亚库尔德人人口较少，实力较弱，而且较为分散。二是无论反对派还是复兴党政权，都强烈反对库尔德人自治。事实上，库尔德人未来的地位问题本质上是叙利亚不同族裔和教派的权力分配问题。尽管当前库尔德人事实上已实现自治，但在未来的重建中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叙利亚库尔德问题已成为影响叙利亚问题走向的关键因素。

　　5、欧洲成为叙利亚难民的“首选目的地”

　　截至2017年5月，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叙利亚周边国家建立了多个叙利亚难民营地。由于绝大多数叙利亚难民并没有留住在难民营内，而是分散在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等国境内的社会上，这对各国管理和救助叙利亚难民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欧洲是很多叙利亚难民的“首选目的地”。从前往欧洲的路径看，可以分为东、中、西三个路径。东部路径是，从土耳其乘船穿越爱琴海，到达希腊，或者是通过土耳其经由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进入欧洲；中部路径则从黎巴嫩乘船到达利比亚，再从利比亚向北穿越地中海到达意大利；西部路径则是从摩洛哥北部到达西班牙南部。2015年，选择通过东部路径到达欧洲的叙利亚难民为42万人，选择通过中部路径到达欧洲的叙利亚难民达到14万人，而选择通过西部路径到达欧洲的只有约2.8万人，绝大多数叙利亚难民仍然将土耳其-希腊路径作为到达欧洲的首选路径。截至到2017年10月，总计有近100万叙利亚难民向欧盟国家提交了“庇护”申请，其中60%的申请者希望能够前往德国和瑞典生活，20%的申请者希望能前往匈牙利、奥地利、荷兰、希腊和丹麦等国生活，20%的申请者希望前往其他欧洲国家生活。“德国和瑞典成为叙利亚难民前往欧洲的‘首选之地’。2015年德国收容了将近35%的入境欧洲的叙利亚难民，而欧盟国家收容叙利亚难民的平均比例只有约13%。但是从2016年开始，德国一方面收紧了难民准入门槛，在2016年仅有不到5%的难民得到了德国政府颁发的合法难民身份，另一方面重新在边境地区设立了检查站，防止难民大规模涌入。前往欧洲的叙利亚难民人数仅占叙利亚内战难民人数的10%左右，余下约90%的叙利亚难民分布在土耳其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