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19年，“千禧一代”跃升为美国人口规模最大、符合条件选民数量最多的世代，美国社会步入急剧转型期的今天，新生代登上历史舞台的杠杆效应会被外部环境成倍放大，一场改变美国未来社会图景的“青年震荡”呼之欲出。

　　美国“千禧一代”的人口特点与现状

　　“千禧一代”目前是美国各世代中人口最多、多样性最强的群体，可资查询的最新数据（2016年）显示其数量达到7100万。皮尤研究中心依此增长速率估算，2019年该数字会跃至7300万，届时“千禧一代”会彻底超过“婴儿潮一代”，成为美国人口最稠密的世代。加之外来移民大量集中于此年龄区段，故而该世代将于2036年达到7600万的人口峰值，并在30年内始终稳居数量高位。与此同时，群体内的族裔构成将更为多样。以“沉默一代”为参照系，非拉丁裔白人占比已从84%跌至55%；拉丁裔、黑人经过连续三个世代的数量攀升后分别出现从8%到21%、从8%到13%的增量，亚裔则从5%升至7%。从地域分布看，身处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的“千禧一代”多为少数族裔，而该世代中的白人则向俄亥俄州、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犹他州、密苏里州、田纳西州集中。至于城乡差异，这代人相对均匀地分布于城中及外围，但受家庭和居住惯性影响，种族居住隔离传统尚未被打破。远郊的“千禧一代”居民中，接近四分之三（72.3%）为白人，该比例在近郊亦超过一半（51.9%）。而城区“千禧一代”中非白人将近60%，“少数族裔多数化”格局（majority-minority）趋于固化。

　　教育方面，“千禧一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知识水平持续提升，性别偏见得到长足改善，但种族“天花板”却尚未被打破。目前，美国25～37岁人口中约40%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千禧一代”女性中43%达到了上述教育水准，而男性该比例仅三分之一（36%）。相同年龄段中，“沉默一代”该比例为15%，“婴儿潮一代”为25%，“X一代”为29%。种族分野在此尤为突出，仅17%的西班牙裔“千禧一代”和23%的非洲裔“千禧一代”拥有大学学位，白人和亚裔同龄人的这一比例则分别高达43%和62%。

　　众所周知，长期教育绝非孤立事件，它在整体提升人口素质的同时，也谱写了此代人独特的就业前景和生活样态的“序曲”。首先，教育成本高昂使“千禧一代”学子普遍背负较为沉重的学生债务，加上住房负担增加，步入社会之初恰逢金融危机引发的就业市场震荡等压力，尽管2017年“千禧一代”已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劳动力来源，到2020年他们占全美劳动力的比重将过半，但与前辈相比，他们的初次就业时间总体向后推迟，且更热衷于考虑把不具长期合同约束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作为就业首选或收入补充。

　　其次，“高学历”标签某种程度上拔高了就业市场对年轻求职者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的需求标准，故而一方面拥有本科或以上学历、全职工作的年轻人2018年年收入中位数为5.6万美元，不比20年前同等条件的“X一代”员工高出多少（5.1万美元）；另一方面，对学历较低者来说，年收入却不如前几代人。例如“千禧一代”工人的年收入为3.6万美元，低于1982年时同年龄段“婴儿潮一代”工人的3.89万美元。与此同时，若做代内比较，本科及以上学历者的家庭收入约为高中学历者的两倍。据此可知，“千禧一代”因教育水平差异而呈现社会分层的情势并无缓解。

　　最后，“延迟成年”成为常态，主要表现为晚婚晚育，晚“自立门户”。调查显示，25～37岁的“千禧一代”仅46%已婚（同龄“X一代”当时此项指标为57%），不婚主义和丁克盛行，少子化趋势明显，平均初婚年龄已从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21岁、男性23岁推迟至如今的女性28岁、男性30岁。相应推后的是他们的离家生活年龄。据统计，2018年，25～37岁的年轻人约有15%仍与父母同住，与前序三代人相比，这个比例几乎翻了一番，而未接受过高等教育者更甚。放眼全美，为高昂的购/租房费所迫，纽约、洛杉矶、迈阿密等大都市的年轻人中有31%的人与父母同住。即便丹佛、波特兰等地该比例低于平均值，也是因为父母住处较远，通勤不便。换言之，他们的人生次序已受经济或其他限制性因素所迫而发生根本性转变。相比购房置业者（49%），更多人渴望环游世界（57%）；相比婚配生子者（39%），更多人看重给社区/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46%）。传统成人世界中的标准“游戏规则”不再是他们人生道路的唯一选项。

　　据此可知，尽管个体千差万别，“千禧一代”仍表现出如下三点共性：（1）种族和族裔极其多元；（2）排斥因循守旧、盲目从众，在生活道路和事业选择上表现出更强的自主性；（3）在诸多不确定性中力求务实，在乐于肯定自我能力的同时积极寻求社会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2019年，随着此代人不断强化数量优势，充当美国人口、劳动力、选民群体的主要梯队，他们超越前序世代的教育履历和超脱传统路径之外的行为方式带有鲜明的“金融海啸+社会撕裂+认同危机”烙印，并开始成为影响美国社会文化、政治生态和外交局面的潜在有生力量。

　　美国“千禧一代”的政治观及外交政策偏好

　　2020年总统大选在即，此时最年轻的“千禧一代”已超过法定投票年龄，最年长者满足了竞选总统的年龄条件。虽然多项研究均用“千禧一代”在2014年中期选举及2016年大选中的低投票率佐证年轻人对政治的冷漠态度，甚至由此否认代际更迭短期内可能对美国政治版图带来实际影响，但仍有另外一系列事件值得注意。譬如，2016年“千禧一代”通过支持希拉里与偏好特朗普的老年群体分庭抗礼，他们高举“桑德斯旗帜”充当激荡民主党左翼声浪的重要力量；2018年中期选举中，18～29岁的投票选民数量激增，成为民主党票数增加的第三大因素；是年，29岁的民主党人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会女议员。再如，2019年，美国现代总统选举中首现“四世同堂”局面：1982年出生的民主党内新星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代表“千禧一代”，把“青春”作为胜选筹码和资本，与属于“沉默一代”的桑德斯、拜登、布隆伯格，以及跨越“婴儿潮一代”的特朗普、沃伦、埃米·克洛布彻（Amy Klobuchar），还有替“X一代”发声的塔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等同台竞逐。据此，有理由做出如下推断：一则“千禧一代”绝非政治绝缘体，他们同前辈年轻时一样拥有捍卫公意、服务公益的热忱；二则他们在压力与变革冲击下形成了区别于前人的独特政治观和政治动员模式；三则他们正潜移默化、不同程度地重塑美国政治和政策走向，未来“青年浪潮”“青年震荡”（Youthquake）将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在美国社会生活中，提醒精英阶层莫要低估年轻世代的力量。具体而言，“千禧一代”政治观的独到之处有三。

　　第一，意识形态偏见破框，极化程度有增无减。大多数“千禧一代”对冷战的焦灼、麦卡锡主义的狂躁知之甚少，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总体下行中一路成长。因此，他们与前辈相比减少了对资本主义的执念与习惯性接纳，多了些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好奇及包容。舆观（YouGov）近期调查显示，70%的“千禧一代”受访者声称愿投票支持社会主义者；超过50%的人质疑甚至抵触资本主义——该指标与2018年相比上升了8个点。当然，年轻世代的天然左倾及对堕胎、同性婚姻、移民、大麻合法化等争议问题表现出自由主义立场，不代表“千禧一代”政治价值取向的全貌。事实上，从舆论给予该代人“改写世界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两种截然对立的评价中，便可大致窥探到该群体内部与前序世代相仿的张力，只不过“千禧一代”比近50年来的任何年轻群体都更趋于分化。难言平顺的成长环境使他们形成了以高适应性、强自我保护意识和高自尊为一端，以犬儒主义、玩世不恭、消极颓废为另一端的性情差异。加之美国政治在国家和大众层面的双向极化诱导，当前年轻人自恃超然于传统政治之外，却表现出或极端保守或极端自由的倾向。前者系满怀被抛弃感的社会中下层“千禧一代”，易受极端民族主义言论煽动，兼具排外、仇富、反智特点，种族主义倾向远超前辈。据不完全统计，过去10年间，美国大多数恐怖袭击和大规模枪击事件的主谋均为20～30岁左右的男性。从2017年的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到2019年的俄亥俄州枪击案中，均能看到他们参与甚至主导的身影。该特点反映到选举中，则是倾向于推举一位看似不甚矫作虚伪或诉诸极端政策的领导者。后者以女性、中产和高学历“千禧一代”为主，社会政策方面崇尚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偏左，极力拥抱诸如国际主义、环保主义、社会正义、公民能动性、自我实现等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理念。在他们看来，少壮有为、谙熟政治、竞选承诺切实可行的总统才是他们的“理想型”。

　　第二，注重政治立场的自我表达，视政府高层精英、政党角力为“鸡肋”。“千禧一代”对民主政治实践普遍不满，对政治阶层深切厌恶。一则“千禧一代”在联邦政府层面代表性十分欠缺，目前仅占5%的国会议席，相反自2016年以来申请竞选地方官员者却呈现“小高潮”。州层面新泽西州参议院、弗吉尼亚州众议院吸纳了数位“千禧”议员，地方竞选中年轻世代更是频频脱颖而出。抛开资历尚浅不谈，“千禧一代”的参选兴趣按地方-州-联邦的顺序递减，核心原因在于这类岗位在他们看来能迅速见证自己的价值和努力后的实际改善。相较而言，联邦公职脱离选民或社会基层场景，吸引力不足。二则“千禧一代”愈加独立于民主、共和两党之外，力争用言论、政治活动等方式完成同政治主流的切割。尽管哈佛大学政治协会民调显示，48%的“千禧一代”受访者承认民主党的执政理念与他们的诉求更为接近，但他们对民主党本身特别是党内建制派则毫不感兴趣。确切而言，他们质疑任何建制派和政府机构，仅少部分人笃信联邦政府、国会、总统或最高法院能够“做正确的事情”。三则从投票动机来看，“千禧一代”最有可能（33.9%）无视党派归属而把票投给那些用具体议题唤起他们共鸣的候选人——这些人往往就事论事，而非只是泛泛空谈。他们的第二大动机（23.9%）则是投票给那些致力于调整美国政府体制、专注于选区重划和民主改革的候选者。据此，年轻人越来越容易被强人气概、政治素人、新兴政党和非主流运动吸引，因为这些看似与典型政客南辕北辙的“局外人”在议题选择上一针见血，并提供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改革方案，令“千禧一代”颇感耳目一新。

　　第三，推崇“议题导向型生活政治”，政治活动不走寻常路。目前看来，选举偏好绝非“千禧一代”与前辈们的最大差别，他们之间最深的“沟壑”恰恰在于前者乐于有效地利用社会网络，给公意赋能，在此基础上把公民参与打造成政治博弈的“替代品”而非“备选项”。据此而言，“年轻人疏远政治”的判断有失偏颇，他们实则将政治活动重心更多地投放于募集请愿签字、街头抗议、消费政治（Political Consumerism）、网络抗争/运动（Online Activism）等非主流环节。若将上述方式纳入统计，那么如今年轻人的参政水平远超20世纪60年代的同龄人。据此，“千禧一代”一边聚焦环境保护、妇女平权、反战、反资本主义等深入社会生活腠理的微观议题，一边高调回应事关年轻人权益、命运的重大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形形色色的草根团体给年轻人提供了超越传统社区的归属感、参与感、角色感，即便将视线拉回选举政治，类似“谋事”（RunForSomething）和“继续前行”（MoveOn）等民间组织也打着“你是否为一些通常毫无争议的岗位推举了最佳人选”等口号，在物色、支持、培训年轻人竞选州与地方政府职位方面颇具能量。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借以维系“良善霸权”（Benevolent Hegemony）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言，“千禧一代”对其所蕴含的国际主义外交取向、自由主义价值底色以及联盟政治基轴的质疑乃至转向，衍生出更为显著的“代际断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际角色“去偶像化”。“千禧一代”论及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定位时，对“例外论”和“领导论”等经典说辞认同度有限。2017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调查显示，相信“美国天然优越，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的年轻人数量远低于前辈，他们提倡尊重各国不同的道路选择，拒绝把美国特性凌驾于他国之上。无独有偶，早在2014年，“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ANES）便已经用代际数据比较佐证了“千禧一代”家国情怀减弱、民族情绪退潮的判断。他们在民调中显示出相对一致的“出世”愿望，受访者（28%）认为美国应该避免主导世界，至少该同他国分享（63%）或干脆放弃领导权（9%）。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未来注定与新孤立主义结缘，恰恰相反，“千禧一代”提倡把美国从“领袖”改造为“合作者”，从而避免国际责任的过度绑架并在对外交往中切实牟利。

　　其次，外部威胁与外交目标“再认识”。尽管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中国快速发展被美官方列为三大紧迫威胁，“千禧一代”并不全盘买账。在他们看来，恐怖主义的确值得高度警惕，但预防网络攻击比介入朝核危机更重要，气候变化的潜在破坏力亦不容小觑。上述判断直接影响他们对美国外交目标的设定。“保护美国工薪阶层就业岗位”这一经济和社会发展议题，首度超越“预防核扩散”成为年轻世代眼中美国外交的重中之重。“抗击世界性饥荒”也被他们纳入先行考量，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为美国外交持续注入活力的“确保军事力量领先世界”理念则从“千禧一代”的选项中彻底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党派偏好不同的“千禧一代”观点呈现分化，共和党支持者中63%认为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外交政策取向无可厚非，民主党支持者的该比例则仅为13%。与此同时，两方也就大到美国的国际角色，小到是否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全球化、《巴黎协定》等问题各执一端。因此，虽然“年轻+民主党人”与“退休+共和党人”的搭配日益浮现，但两党未来都会把争取有生力量作为工作重点。因此，推动各自立场迎合代际更迭，甚至为博眼球不惜剑走偏锋，将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步入新一轮震荡期。

　　再次，国际合作“刚柔并济，以柔克刚”。准确地讲，“千禧一代”的国际观既与前辈建立在制度自信基础上的国际主义有所区隔，也未全然走向孤立主义。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占优手段的排序如下：第一，维系既有联盟体系；第二，与他国寻求建立新联盟关系；第三，确保美国的军事优越性；第四，依托国际协定；第五，参与国际组织。与“婴儿潮一代”将“军事优势”奉为首要相比，仅有44%的“千禧一代”赞成此举。鉴于出兵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空袭叙利亚、轰炸“伊斯兰国”等武力行动留下灰色记忆，他们拒绝轻易动武，把加大国防开支、先发制人动武或用非人道方式介入国际事务视为国内外秩序维稳的“下下策”。与此同时，70%的“千禧一代”在全球化论争中为乐观主义站台，另有80%的“千禧一代”支持美国对外开放，这表明他们仍会是国际贸易进程和集体/多边合作的有力支持者。目前，他们当中74%的人倡导美国重归《巴黎协定》，72%的人坚信凝聚北约成员国共识裨益颇多，63%的人支持伊朗核不扩散协议。单就经贸而言，58%的“千禧一代”认为他们比前辈更富有企业家精神。据此来看，他们看待和参与国际贸易的态度相对积极，也十分乐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惠及本国。或可审慎推测，随着“千禧一代”大量占据社会要职，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望向更富合作弹性的贸易、援助领域侧倾，两党就对外出兵、干涉达成共识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最后，就中美关系而言，代际效应的前景喜忧参半。喜在于2016年皮尤调查显示，50%的美国年轻人（18～29岁）对中国怀有好感；相应地，中国60%的同龄人对美友好。中国在特朗普政府2017年底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被划定为“竞争对手”，一些极端鹰派甚至诟病中国为仅次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第二大威胁，舆论鼓吹和贸易摩擦令美国人的中国观短期内迅速走低。即便如此，若单看18～29岁的美国年轻人，他们一则在对华好评率同步下降的情况下，依然在各世代中保持最高比例（49%）；二则比老一辈更有可能意识到中国经济增长带给美国的红利；三则超过37%的年轻人承认中国的经济强国地位，而仅有27%的年逾50的美国人承认这一点。]换言之，两国“千禧一代”并未全然陷入前人窠臼，把政治体制难以相融与无法建立牢固且有弹性的双边关系等量齐观。事实上，中美重归建设性合作并共同破解全球难题的年轻群众基础良好，前路可期。忧则在于年轻一代的政治观、世界观、是非观正处在养成期，弹性较大，对特定议题的政治热情易受外部环境左右。故而当舆论氛围总体不利时，如何鼓励美国年轻人绕过狭隘的鹰派棱镜，继续以开放的心态全面、客观地了解和评价中国与中美关系，乃是亟须直面的重要命题之一。

　　“千禧一代”的社会议题立场与影响

　　恰如前文所言，“千禧一代”有“解决方案选民”（Solutions Voters）之称，意即他们乐观地坚信存在于美国社会的大部分现实问题都有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概括起来，“千禧一代”对如下引发全社会持续争议的问题参与度较高，表达的自由主义立场格外鲜明。

　　（一）收紧移民政策是否势在必行

　　经过多年的多元文化主义实践，美国已经形成一套相对完备的接纳体制，其核心要义即国家在多重文化集团之间保持中立，维系平衡。然而如今，随着社会思潮重心加速右转，政府、政党越来越多地被特定文化集团立场裹挟。美国社会有关外来人口融入的蓬勃论争，仿佛迅速回退到以“限制合法移民、打击非法移民、严控链式移民”著称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民众对此褒贬不一，但若侧重考查“千禧一代”则会发现，抛开政治立场不谈，他们大多支持三个观点。

　　第一，移民在历史和当下为美国社会创造了有形或无形的财富，其处境与美国的腾飞相辅相成。据皮尤研究中心调查，79%的“千禧一代”认为移民有助于美国社会发展和进步；持此观点的“婴儿潮一代”仅占56%。并且，52%的“千禧一代”相信社会偏见、种族歧视需为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的生存困境买单。

　　第二，兼容并蓄、安置有道的移民政策是关键。超过80%的“千禧一代”表示，即便是非法入境者，也应在审查后为他们提供获得合法身份的渠道；相较而言，其他世代持此观点的比例仅为50%。另外，他们当中逾40%的人支持美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接纳一定数量的难民；49%的人认为国家应在给予黑人和拉丁裔平等权利方面继续有所作为。仅不到三分之一的受访“千禧一代”坚信移民务必努力尝试“融入”美国社会；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把移民与犯罪率上升相挂钩。若同时考量代际与种族维度，“千禧一代”中79%的白人、78%的非裔和88%的拉丁裔都支持政府给“追梦人计划”（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DACA）的受益者们寻找出路。

　　第三，特朗普政府大幅收紧移民政策的举措失当，有失人心。鉴于当前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处置非法移民多有不当，加之“千禧一代”对政府公信力的“自我美化”并不买账，舆观统计显示他们成为对海关两局最不信任的世代，他们当中25%的人支持裁撤移民和海关执法局，20%的人呼吁关闭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可见就如何处理移民问题而言，该世代表现出更为直观、超越族群中心主义及精英主义的自由立场。

　　（二）环境正义与气候议题的政治化

　　20世纪90年代前后，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发展迎来新高潮，加速了气候议题的政治化趋向，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姿态越来越成为国家形象塑造、外交政策部署、国际战略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以1991年的《环境正义原则》（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与《1993年平等环境权利法》（Environmental Equal Rights Act of 1993）的问世为转折点，环境正义问题的热度开始在美国公民政治、立法进程、社会伦理讨论中不断攀升，“环境公平不应为国别、地域、种族、民族、阶层、教育程度所限”等观点大行其道。“千禧一代”的成长过程恰逢这样一个环境与气候议题被广泛讨论的时代。研究认为，14～24岁经历的政治事件往往会潜在地影响选民未来的议题偏好、价值取向乃至党派立场。近期多项调查均证实了“千禧一代”聚焦于环境类议题。2018年的盖洛普民调显示，美国存在“全球气候变暖代沟”（Global Warming Age Gap），18～34岁受访者中超过70%对此倍感焦虑，而55岁以上者该比例仅为56%。

　　特朗普上台后，置“奥巴马绿色遗产”于不顾，背离“推动清洁能源、以彻底解决能源危机和全球变暖问题为主要政纲”的立场，甚至执意退出《巴黎协定》。受此驱动，支持气候行动的美国民众比例从60%升至70%，“千禧一代”更将舆论宣传转化为身体力行。耶鲁大学气候变化项目的研究成果表明，年轻人比祖父辈更乐于投身环境保护事业，他们不但称全球变暖事关个体利益（73%），且支持就此向政府施压（37%）、给环保组织捐款（38%）、作为志愿者参与组织活动（38%），人数比例高于前序各世代。近年来涌现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日出运动”（Sunrise Movement）、“我们的孩子相信”（Our Children’s Trust）、零点时刻（ZeroHour）等一系列由“千禧一代”甚至“Z一代”主导的“环保+民生”倡议及民间组织，体现出年轻世代与生俱来的环保意识，公平、公正、绿色低碳发展的愿景目标，以及把减排、提升环境适应力、关注弱势群体利益之举融入其中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千禧一代”旗帜鲜明地将传统“绿色议题”拔高为2020年大选乃至今后美国社会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为既往政治生态所罕见。环境保护由是被打造为对外呼应全球青年气候行动，对内连接草根与建制派接合部、撬动传统政党政治的重要踏板。尽管分处共和党、民主党阵营的“千禧一代”就此看法不一，但鉴于近年来党派极化造成的政治僵局充斥于各类敏感的社会议题，故而环保方面代内政党差异反倒不如党内代际差异张力显著。其中，政治光谱右翼“代沟”愈加突出。共和党中56%的“千禧一代”承认全球变暖正在发生，“沉默一代”的该比例仅为43%；42%的“千禧一代”将气候变暖归因于人类活动，“沉默一代”的该比例为19%；45%的“千禧一代”担心环境持续恶化，“沉默一代”的该比例仅为28%。“伦兹环球伙伴”（Luntz Global Partners）公司2019年6月的民调也证实了该判断。40岁以下的共和党选民中，58%的人表示比一年前更关心气候变化。在同选民开展的系列听证会上，选民抨击共和党领导层“把气候问题的主动权拱手让于民主党人”，共和党青年全国联盟（Young Republican National Federation）前主席杰森·埃默特（Jason Emert）亦指出，如果共和党持续扮演阻碍气候治理的角色，将“失去整整一代人”。

　　2019年4月耶鲁大学的调查显示，尽管各世代重视气候议题的人数比例相仿，但年轻世代认为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在2020年大选各议题中排名第九；相较而言，“婴儿潮一代”将之列在第18位，“沉默一代”将之列在第23位（见图1）。据此可知，“千禧一代”似乎更有可能把气候变化变成左右票选结果的热门议题，其中年轻共和党人的态度对弥合两党因减少碳排放而产生的政治分歧、塑造两党支持尤为关键。他们相信，把环境和气候变化全面纳入政治考量，短期将给美国经济“绿色复苏”创造契机，长期则有助于缓解诸如路易斯安那州有毒空气、加利福尼亚州山火、佛罗里达州飓风、阿肯色州洪水、中西部暴雪等极端天气或气候灾害频繁侵扰，同时巩固美国的低碳能源技术国际竞争力以及全球环境治理话语权。

　　图1 “全球变暖”将成为2020总统大选投票决策之关键

　　（三）大麻合法化及枪支管控的松与紧

　　尽管联邦法律仍视种植、生产、持有和销售大麻为非法，但2019年大麻合法化运动取得了多项重大进展。2019年9月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力挺大麻合法，同10年前63%的人反对此举形成鲜明对比。在州与地方层面，立法者纷纷提出降低少量拥有大麻的量刑标准。2019年4月，新墨西哥州签署大麻非刑事化法案；5月，北达科他州通过“首次因拥有超量大麻获罪者仅罚款”的法案；7月，夏威夷宣布“持有3克以下大麻”去罪化；2019年6月，伊利诺伊州终止大麻禁令且于2020年1月1日激活大麻销售法律体系。至此，全美共11个州宣布对21岁以上成年人接触娱乐用大麻解禁，33个州明确了医用大麻的合法性。在联邦层面，2019年11月，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以24∶10的投票结果通过《2019年大麻重新投资机遇和撤销案底法案》（Marijuana Opportunity Reinvestment and Expungement Act of 2019），试图给大麻摘掉“一级管制毒品”的帽子。相应地，美国农业部、运输安全管理局、美国邮政服务署、美国环境保护署等机构亦纷纷在自身业务范畴内给大麻产业“松绑”。加之特朗普尽管态度摇摆却乐见联邦大麻禁令废除，且2020年数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均把大麻立场作为在选民中赢得良好声誉的“赛点”，可知短期内该议题仍会是公职竞选和立法改革的焦点，未来娱乐大麻引发的成瘾问题将同其经济效益一道刷新美国人的认识。

　　抛开上述改弦更张之举不谈，“千禧一代”无疑堪称积极推动大麻合法化的先锋世代。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76%的受访“千禧一代”高调支持大麻的合法化，且代内共和党（占比71%）与民主党（占比78%）的意见非常相近，折射出合法使用大麻在年轻人中拥有的雄厚民意基础。在他们眼中，大麻已同犯罪、车祸、药物滥用等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脱钩。热点话题讨论网站TheTylt调查发现，87.6%的“千禧一代”称大麻比酒精安全，85.6%相信大麻有利于身体健康，93.2%认为大麻对运动员的功效优于止痛片或其他阿片类药物，81.2%希望因大麻入狱者获得减刑。不仅如此，潮流预测机构“高压区”（High Pressure Zone）发布的名为“大麻如何加入动感单车、鲜榨果汁和精酿啤酒行列，成为一种生活潮牌”的报告称，大麻企业为了吸引“千禧一代”俨然转型为“生活方式公司”，加之社交媒体广告的精准投放，把娱乐用大麻打造成一种完美融入年轻人生活的新风尚、新流行文化，抑或舒缓心情的新途径。除充当主要消费群体外，向来对投资、储蓄不甚感冒的“千禧一代”还力争抓住大麻潜在市场。免费交易应用程序罗宾汉（Robinhood）的一项分析显示，他们购买大麻股票、交易基金的速度比其他任何群体都要快。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lac University）民调项目负责人蒂姆·马洛伊（Tim Malloy）由此指出，“对于标记了整个‘婴儿潮时代’的大麻，身处其中者坚决拒斥，而他们的子女‘千禧一代’却选择再度向其张开怀抱”。

　　与解禁大麻相仿，2019年，《华盛顿邮报》、ABC新闻、盖洛普、CBS新闻、皮尤研究中心、昆尼皮亚克大学等多家长期跟踪控枪舆情的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民众对制定严格的枪支管制政策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度，支持控枪人数的比例均超过50%。然而，被称为“枪林弹雨中成长的一代”（The Mass Shooting Generation）的“千禧一代”并未完全呼应总体民意，亦未想当然地延续自由化立场。实际上，他们就此问题的看法复杂且随时局迅速扭转。一方面，“千禧一代”同其他世代相仿，80%承认美国存在枪支管控问题，78%指出购买枪支程序过简暗藏危机，61%敦促国会加强枪械管控立法；另一方面，凡事强调个性体验、尊重个体权利的年轻一代在“控枪带来安全感”与“拥枪捍卫宪法权利”之间权衡时，“防止暴政”的警钟依然处于首位。因此，超过67%的“千禧一代”表示决不放弃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人民的持枪的神圣权利。再加上年轻人猎奇、寻求刺激经历的天性，所以从日常行为看，他们通常比年长世代更乐于接触枪支，其中66%的人相信暗中携枪会使美国变得更安全，而50岁以上持此观点的美国人比例仅为50%左右。同时，他们还是各世代中呼吁禁止攻击性武器人数最少的群体。另外，尽管拥枪率与各世代出入不大，他们却是携枪出行（43%）最频繁的一代。换言之，“千禧一代”成为主体选民后，宪法保护下的持枪权很难出现颠覆性改变，但会“有所保留”，这体现在积极呼吁从制度和操作层面提高枪支流通的安全性，合理避免误用或滥用枪支，以及严控进攻性武器和大容量弹夹。另外，伴随互联网成长的“千禧一代”时刻保持较高的潮流、热点敏锐度，且谙熟社交媒体传播信息之道，故而当诸如帕克兰高中枪击案等大规模校园喋血事件突发时，年轻一代有关控枪的态度和社会运动会快速激化，并被“支持枪支安全城镇联合会”（Every Town for Gun Safety）等泛进步团体推向抗议前端。2018年佛罗里达州帕克兰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后声动全球的“为生命游行”（March for Our Lives），以及“千禧一代”支持禁止进攻性武器的比例从49%迅速增至61%，即循此理。换言之，“千禧一代”既乐于接触枪支，又对枪支滥用和缺乏必要管制不满，这或将成为倒逼用枪再规范化的新出路。

　　结语

　　罗斯福有言：“人类事件中存在一个神秘的循环，某些世代被给予很多，另外一些世代则被索求很多，而恰恰是后一类美国人与国运产生共鸣。”当2019年人口数量绝对占优后，“千禧一代”的世代特点、政治选择、社会立场越来越为美国媒体、学界所关注。一些人抨击他们是生性懒惰、自私自利、不谙世事的“自我一代”（Generation Me），另一些人则赋予他们重振国威的厚望。

　　客观而言，“千禧一代”之于当前美国政治生态与社会环境的关键词是“出路”。他们的社会参与度或政治觉悟基本未偏离先前世代的代际平均数，代内共性亦受种族、族群、性别、阶层、宗教信仰等要素分化而不宜过度概括。但21世纪头10年结束之际，“千禧一代”开始在联邦、州与地方公职竞选中崭露头角，且充分利用“自带流量”的特点，让移民、种族主义、经济不平等、校园性侵、环境保护等多个争议话题引发社会聚焦，并催生解决方案。与老一辈相比，“千禧一代”的“入世”步调略有延迟但节奏加快，其独特的政治认同归根结底与如下因素有关。

　　其一，经济文化环境裂痕加剧。经济上，难分伯仲的“左与右”争论始终无法缩小阶层鸿沟及高代际收入弹性，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催化下，自由民主社会表现出清晰可辨的文化裂痕，以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为一端，以世界主义、自由主义为另一端的离心运动10年来愈演愈烈，信仰、价值观的深刻转变令新一轮文化“觉醒”呼之欲出。事实上，文化体系变迁已然是整个经济文化环境演化链条上的最后一环。恰恰是上述环境演变给正在崛起的一代烙下独特印记，进而赋予他们重塑美利坚精神或意识形态的使命，该使命亦将伴随他们一生。

　　其二，政治环境诱发疏离感。一方面，主流政党和政治精英在动员年轻人方面表现不佳，使得“千禧一代”相信被政府遗忘是最佳选择，最不幸的情况则是年轻世代利益空间遭到挤压，成为“老人友好型”公共政策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年轻人对民主实践与在任官员的政绩表示不满，而政治极化把美国彻底塑造为“否决政体”令更多年轻人增加了对合作型公民社会的幻灭感。上述心路历程加深了年轻人同主流政治环境之间的疏离感。

　　其三，技术环境改变政治参与模式。“千禧一代”生逢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普及之时，已将信息数字化、传播网络化、观念建设融媒体化等理念深植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不单成为传统政治动员的“加速度”，开创了全新的公共话语场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充当了另类政治、极端言论、吊诡之辞的“过滤器”，使诸如“我付出，我收获”“我们是99%”等颇具感染力的口号频繁地在年轻群体中得到个性化共享。政治愤怒的“廉价复制”促使许多血气方刚者主张绕过代议制政治规程，采取横向化、分散化、去中心化的直接民主参与模式。

　　恰如美国社会学家罗斯·迈克曼（Ruth Mikman）所言：“一面是数字化土著（Digital Natives）与长期教育塑造的天然优势，一面是被迫身陷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弊端尽显的各类歧视以及全球追求平权的强烈诉求，以上种种共有经历塑造了在形形色色社会运动中彰显自身的独特一代。”

　　至于可见的未来，我们无法断言“千禧族”就是罗斯福所谓“与命运际会”的一代，能够冲破年龄段局限，彻底改变美国现状。但能肯定的是，在施特劳斯（William Strauss）与豪依（Neil Howe）提出的“理想主义（idealism）-回应性的（reactive）-公益心（civic-minded）-适应性（从众，adaptive）四种“世代模型（Generational Archetypes）”中，“千禧一代”俨然处于从Ⅰ型向Ⅲ型的动态演进过程，或将表现出如下三个趋势。

　　第一，千禧政治的运作范畴不拘泥于实体地点。尽管出于身份认同养成、开展民主实践和为政治活动提供象征意义（如大学校园、城市广场等）等需要，实体地点对“千禧一代”的政治活动依然重要，不过此代人的不拘一格和他们对新型信息通信技术的熟识，注定引发超越传统地域边界的社区重建。由此，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将通过包括社交网络在内的“混合公共空间”来完成。

　　第二，人口多样性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回潮。鉴于“千禧一代”具备其他世代无可比拟的多样性，因此还应警惕长久奉行多元主义的美国社会为日渐极端的民族主义提供土壤。这集中表现为大量受贫富差距、种族歧视等现实压力胁迫的年轻人转而回退到新部落主义阵营，严守其民族、地域或宗教身份，构成对美国民主政治的根本威胁。

　　第三，“大政府、强干预”模式或将复归。“千禧一代”对政治家和传统政治机构的质疑以及他们所热衷的“议题导向型生活政治”均指向一个结果，即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将注意力从扩大民主参与转向突出良好治理。此举固然有助于决策者通过“小范围民主”与公民密切互动，但更重要的是这股放松公共服务管制以及决策“去政治化”的风气会进一步导致美国社会决策中心的碎片化和价值标准的复杂化，从而倒逼“大政府、强干预”模式再次趋于主导。

　　本文摘自《美国蓝皮书：美国研究报告（2020）》

　　保存图片到相册打开手机淘宝APP即可折扣购买本书

　　如需《美国蓝皮书：美国研究报告（2020）》电子书请前往皮书数据库进行购买